第316章 开科(第2页)

这“春闱”大比，乃是天下读书人鲤鱼跃龙门、踏入仕途的唯一正途。每逢此时，来自全国各省的数千名新科举人和在京的国子监监生们，便会齐聚京师，参加这场长达九天、分三场进行的、决定他们未来命运的“国之大典”。

而这些举子们的到来，也会在短期内，极大地带动京畿地区的商业繁荣。他们需要租赁房屋、购买笔墨纸砚、添置衣物、宴请同乡同年……大量的消费，使得京城的客栈、酒楼、书铺、布庄等各行各业，都迎来了一年中最繁忙的“旺季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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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祯皇帝对这套已延续了千余年的科举制度，自然是再熟悉不过。

其四级选拔结构，清晰而严密：首先是各州府县举行的“童生试”，通过者，方能取得“生员”资格，也就是俗称的“秀才”。这秀才，又根据其学业成绩和在官学中的表现，分为可以领取朝廷廪米津贴的“廪膳生员”、可以增补入学的“增广生员”、以及刚刚入学或成绩稍次的“附学生员”三类。

取得了秀才功名之后，便可参加三年一次的、在各省省城举行的“乡试”。乡试中式者，称为“举人”，第一名称为“解元”。举人们，便有资格参加次年春天在京师举行的“会试”。会试中式者，称为“贡士”，第一名称为“会元”。而只有这些贡士，才有资格参加最后由皇帝亲自主持的“殿试”，根据殿试成绩，钦定三甲，第一甲的前三名，便是天下读书人梦寐以求的“状元”、“榜眼”、“探花”！

而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形式，更是有着极其严格的规范。所有题目，皆以儒家“四书”之中的文句为题，考生必须严格按照“八股文”的格式进行写作，其对经义的注解和阐释，更必须以宋代大儒朱熹的《四书集注》为唯一标准，不得有丝毫的个人发挥或“异端邪说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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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僵化而刻板的科举制度，虽然也曾为大明王朝选拔出了不少治国安邦的栋梁之材，但也同样禁锢了思想，扼杀了创新，培养出了一大批只会引经据典、空谈误国的腐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