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十三：红砖街的异乡人(第2页)

“亚当·斯密说劳动创造价值，可他没说清楚，为什么创造价值的工人却活得像牲口。”我握紧拳头，那些在书本里看过无数次的文字突然有了重量，“工厂主们用机器榨干工人的血汗，把妇女儿童扔进矿坑，他们把这叫做‘自由竞争’，可这自由只属于少数人。”

马克思的呼吸变得急促，他突然抓住我的胳膊，力道大得几乎要捏碎骨头：“你见过？”

我猛地想起那些纪录片里的画面：19世纪英国纺织厂里瘦得只剩皮包骨的童工，曼彻斯特贫民窟里流淌的污水，还有那些因为工伤被工厂主像垃圾一样丢弃的工人……这些画面和眼前的风雪、桌上的手稿重叠在一起，突然有了血淋淋的真实感。

“我……我在书上见过。”我艰难地说。

马克思松开手，转身背对着我，肩膀微微颤抖。窗外的雪光透过破旧的窗棂落在他身上，给他镀上了一层冷白的轮廓。过了很久，他才低声说：“你说得对。政治经济学不能只谈数字和利润，它首先要谈人，谈那些被资本踩在脚下的人。”

他重新坐下，在稿纸上飞快地写着什么，笔尖划破纸张的声音比刚才更急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突然意识到自己不是在做梦。我真的站在了历史的褶皱里，站在了那个思想正在熊熊燃烧的年代。

“您在布鲁塞尔，是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事吗？”我轻声问。

马克思的笔尖顿了一下，他转过头，眼神里多了几分探究：“你知道同盟？”

“我听说过。”我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静，“听说你们要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，要制定一个新的章程。”

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，1847年12月，就在布鲁塞尔召开。正是在这次大会上，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委托起草同盟纲领，也就是后来的《共产党宣言》。

马克思推了推眼镜，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：“看来你不是个普通的留学生。”他没再追问我的来历，只是指了指桌旁的空椅子，“如果你不介意寒冷和黑面包，可以留下来。正好，我需要一个能帮我整理资料的人。”

我几乎是立刻就点头了。留下来，就能见证那段历史的诞生，就能离那些改变世界的思想更近一点。或许，我还能做些什么。

接下来的日子像被塞进了压缩袋，每一分每一秒都被填得满满当当。马克思的生活比我想象中更窘迫，债主的催款单像雪片一样寄来，房东隔三差五就来拍门，他的妻子燕妮总是把最好的食物留给孩子，自己啃着干硬的面包。可即便如此，马克思的书房永远是温暖的，壁炉里的火噼啪作响，照亮了堆积如山的书籍和手稿。

我成了他的临时助手。整理那些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，把他口述的内容速记下来，甚至帮他去图书馆借那些被当局列为“禁书”的文献。马克思的知识储备像海洋，他能随口引用亚当·斯密的《国富论》，也能背诵黑格尔的《精神现象学》，更能精准地报出英国工厂视察员报告里的每一个数据。

但最让我震撼的，是他对工人阶级的共情。有天傍晚，我们去城郊的纺织厂附近考察，看到一个失去左臂的工人被工头推搡着赶出工厂，怀里还抱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。马克思站在雪地里看着那蹒跚远去的背影，手指深深掐进掌心，直到指节发白。

“看到了吗？这就是资本的逻辑。”他的声音冷得像冰，“当工人失去劳动能力，就成了无用的垃圾。他们创造了一切，却什么也得不到。”

那天晚上，马克思在书房里待到天明。我坐在旁边整理他的口述，听着他用德语、英语、法语交替着阐述观点，那些关于阶级斗争、关于剩余价值的理论，不再是书本上冰冷的文字，而是从现实的苦难里熬出来的血与火。

12月初，恩格斯来了。他比马克思小两岁，红光满面，看起来比总是愁眉苦脸的马克思健康得多。一进门就把一个沉甸甸的钱袋扔在桌上，笑着说：“刚从曼彻斯特的工厂脱身，这次带来的钱应该能应付一阵子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