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百：和平与我·其二

头盔的系带勒得下颌生疼，黑色塑料壳上用白漆喷的“中和派”三个字被汗水洇出了毛边。我蹲在东京都厅外的石阶上，盯着鞋底沾着的口香糖，胃里突然一阵翻江倒海——这不是我的鞋，也不是我的手，更不是我该待的地方。 三小时前，我还在出租屋里对着电脑屏幕骂街。新闻里说某国又在参拜靖国神社，评论区吵成了一锅粥，我敲着键盘，把能想到的最难听的话都砸了上去。手边的啤酒罐倒了，黄色的液体渗进主机，屏幕猛地一黑，我眼前跟着炸开一片白光。再睁眼时，耳边全是日语的喊叫声，头上多了这么个硬邦邦的玩意儿。

“佐藤君，发什么呆？”旁边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推了我一把，他的头盔上别着枚樱花徽章，“等会儿游行开始，记得举好标语。”

佐藤？我摸了摸头盔下的头发，硬得像钢丝，和我那头留了三年的寸头完全不同。口袋里揣着本员工证，照片上的男人和我有七分像，只是眼睛更圆些，名字栏写着“佐藤健司”，所属单位是“东京都中和派事务局”。

“中和派是啥？”我脱口而出的竟是流利的日语，舌头像被人掐着打了个结。

眼镜男愣了愣，随即笑了：“健司你昨晚喝太多了？咱们是主张日中友好、正视历史的团体啊。上周还去北京参加了交流会呢。”

日中友好？我心里像被塞进块烧红的烙铁。爷爷的腿就是被日本兵的炮弹炸瘸的，他去世前总摸着那条变形的腿说：“小鬼子没一个好东西。”我打小听着这话长大，电脑里存着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，手机壁纸是抗日战士的黑白照，怎么一睁眼就成了日本人，还是个替他们“友好”的？

游行队伍开始移动，我被人推搡着站起来，手里塞进根木杆，上面绑着横幅，中日双语写着“以史为鉴，面向未来”。阳光晒得头盔发烫，我看着周围举着标语的人，他们大多和我差不多岁数，有的背着帆布包，有的手里还拎着没喝完的牛奶，脸上没有我想象中的嚣张，反而带着点小心翼翼的恳切。

“看，那边是右翼团体。”眼镜男碰了碰我的胳膊，朝街对面努嘴。十几个穿黑色风衣的人举着太阳旗，骂骂咧咧地冲我们比划，唾沫星子在阳光下闪着光。

我攥紧了横幅杆，指节发白。按我以前的脾气，早该冲上去撕了他们的旗子，可现在穿着这身“中和派”的行头，胸口像是堵着团湿棉花。有个右翼分子朝我们扔来个易拉罐，擦着我的头盔飞过去，砸在后面一个老太太的胳膊上。老太太“哎哟”一声，却没骂人，只是弯腰捡起易拉罐，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。

“她是山崎奶奶，”眼镜男低声说，“她丈夫是二战时的军医，在中国救过不少人，后来死在常德会战里。她总说，得替丈夫给中国人道个歉。”

我愣住了。爷爷的故事里，日本兵都是青面獠牙的，可山崎奶奶佝偻的背影，在阳光下看着竟有些单薄。

游行结束后，眼镜男——他叫田中，非要拉我去事务局帮忙整理资料。那是间旧公寓改的办公室，墙上贴满了老照片，有穿中山装的中国人和穿和服的日本人握手，有孩子们在操场上一起放风筝，最显眼的是张黑白照，一群戴红领巾的中国孩子围着个日本老爷爷，老爷爷手里举着块黑板，上面写着“和平”两个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