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百：和平与我·其二(第2页)

“这是1965年，我们组织的日中少年交流团。”田中指着照片，眼里闪着光，“那个老爷爷是早稻田大学的教授，年轻时参与过战争，后来一辈子都在赎罪。”

“赎罪？”我冷笑，“他们欠的血债，十条命都还不清。”

田中的笑容僵住了，他从抽屉里拿出个铁盒子，倒出一堆泛黄的信件。“这是健司你去年去上海时，当地居民写给你的。”他挑出一封递给我，信封上的字迹歪歪扭扭，信纸边缘都磨破了。

“佐藤先生：谢谢你帮我们修好了小学的屋顶。我爸爸说，日本人里也有好人，就像你和你带来的志愿者。我长大想当翻译，去日本告诉你的孩子，中国有很多漂亮的地方……”落款是“小明，10岁”。

我的手指抚过“好人”两个字，突然想起爷爷的葬礼上，邻居王大爷说过，当年有个日本逃兵，曾偷偷给过饿肚子的爷爷半个窝头，后来被宪兵队打死在山坳里。那时我只骂王大爷糊涂，现在看着信纸上稚嫩的笔迹，喉咙突然发紧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像个提线木偶，跟着田中他们参加各种活动。去养老院看望参加过战争的老兵，听他们哭着说“对不起”；去学校给孩子们讲南京大屠杀，展示从中国带回来的照片；去港口迎接中国的交流团，帮他们扛行李，听他们说“谢谢”。

有次在大阪的街头，我们摆了个展板，展示日军侵华的罪证。一个穿校服的女孩站在展板前哭了，她说她爷爷是关东军，她从来不知道爷爷做过那些事。“我该怎么办？”她抬头问我，眼睛红肿得像核桃，“我能为中国的爷爷奶奶做些什么？”

这章没有结束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！

我看着她，突然想起爷爷临终前，浑浊的眼睛望着窗外，说：“要是当年没打仗，该多好。” 改变是从一场暴雨开始的。那天我们在广岛参加和平纪念活动，突降大雨，展台被风吹得东倒西歪。我和几个中国留学生一起冒雨加固支架，雨水顺着头盔流进脖子里，冻得人直哆嗦。有个戴眼镜的中国男生，一边用绳子捆竹竿，一边骂：“当年你们炸得广岛稀巴烂，现在倒好，还得我们来帮你们挡雨。”

他的同伴赶紧拉他，可他挣开了，红着眼瞪我：“怎么？我说错了？你们爷爷杀了我们爷爷，现在装什么好人？”

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下，刚想反驳，却看到田中举着块塑料布跑过来，盖在我们头顶，笑着说：“别吵架，雨里说话容易着凉。来，我请你们喝热咖啡。”

咖啡馆里，男生还在赌气，可当田中拿出他父亲在南京大屠杀中救下的中国婴儿的照片时，男生的嘴慢慢闭紧了。照片上的婴儿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，去年还来日本看望过田中的父亲。

“我知道，战争的伤疤没那么容易好。”田中给男生的杯子里加了块方糖，“但我们能做的，是别让新的伤疤再长出来。你爷爷恨日本人，我爷爷也恨战争，这不矛盾。”

男生没说话，只是一口喝干了咖啡，咖啡渍在嘴角留下圈褐色的印子，像个没擦干净的泪痕。

秋末的时候，我们接到通知，要去北海道的一个小镇，帮那里的中国人社区修缮被台风损坏的仓库。那个社区是1950年代留下来的华侨建立的，里面住着三十多户人家，大多是做渔业生意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