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百十九：永别之约

我第一次见到他时，正坐在天台边缘数星星。酒精把世界泡得发涨，楼下的车水马龙像打翻的调色盘，红的绿的光在视网膜上晕开。他就坐在我旁边，黑色风衣下摆扫过地面，带起细小的尘埃。

“想好了？”他声音像磨砂纸擦过钢板，“用永恒的行走换一个愿望。”

我晃了晃手里的空酒瓶，玻璃在月光下泛着冷光：“愿望是，永远不用再失去任何人。”

他笑了，露出尖尖的犬齿：“可以。但契约有两条——第一，你必须用一辈子和世界上所有人见面，漏过一个，契约失效，你会在二十四小时内腐烂成泥。第二，你可以选一组人永远不见，选吧。”

风突然变大，吹得我领口发紧。楼下传来婴儿的哭声，穿透力极强，像根细针戳破了城市的喧嚣。我想起三天前在医院太平间里，母亲的手凉得像块冰，护士抱着刚出生的婴儿走过，粉色襁褓里的小东西闭着眼，睫毛像沾了露水的蒲公英。

“新生儿。”我说，“所有没满一个月的婴儿，我永远不见。”

他伸出手，掌心有团跳动的黑雾：“握一下，契约生效。从明天起，你会看见每个人的名字和寿命，像标价签贴在额头上。记住，别让任何一个新生儿出现在你视线里，哪怕是照片。”

我握住他的手，黑雾像蛇一样钻进皮肤，顺着血管流进心脏。那天晚上，我梦见自己变成了蒲公英，绒毛被风吹向世界各地，每根绒毛都粘着一张人脸。

契约生效的第一个清晨，我在出租屋醒来。窗帘缝里漏进的阳光照在对面墙上，那里凭空多了块电子屏，显示着“已见面：137人，剩余：7,842,591,063人”。我摸了摸额头，指尖沾着点黑色粉末，像没擦干净的煤灰。

推开房门时，楼道里的邻居正在倒垃圾。王阿姨的额头上浮着行淡金色的字：“王秀莲，68岁，剩余寿命：12年7个月”。她看见我，笑着递过来一袋苹果：“小周，昨天你妈……节哀。”

“谢谢阿姨。”我接过苹果，指尖触到她的手，电子屏上的数字跳了一下，138。

原来“见面”的定义很宽泛，只要视线交汇、肢体接触，就算数。我走在街上，像台人形扫描仪，每个人的额头上都悬浮着名字和倒计时。卖早点的张叔还有23年，公交司机李姐剩18年，穿校服的女孩手里攥着57年的光阴。

他们看不见我额头上的字——“周明，寿命：无限（直至契约完成）”。

第一个月，我像块被踢来踢去的石头，在城市里横冲直撞。菜市场里此起彼伏的吆喝声里，我看见穿花布衫的奶奶挑西红柿，她的“剩余寿命”只有11个月；地铁上靠在我肩头打盹的男孩，额头上闪着“2097年8月15日”，还有整整七十年。

电子屏的数字以每天几千的速度增长，可世界像片没有尽头的沙漠，人潮是流动的沙。我开始失眠，闭上眼睛就看见密密麻麻的名字在黑暗里浮动，像夏夜的萤火虫。

需要避开新生儿的规则，像条无形的锁链。路过幼儿园时，我必须贴着墙根走，目光死死钉在地面；超市里的母婴区是绝对禁区，导购员手里的宣传册印着婴儿笑脸，我得转身就跑；最麻烦的是医院，每次路过都要屏住呼吸，生怕从哪个拐角推出来一辆婴儿车。

有次在商场，电梯门打开的瞬间，一个女人抱着襁褓站在对面。我条件反射地往后弹，后脑勺撞在金属扶手上，嗡的一声。女人吓了一跳，怀里的婴儿突然哭起来，嘹亮得像警报。我连滚带爬地冲进安全通道，心脏在胸腔里擂鼓，直到跑出去三条街，才扶着墙大口喘气。

电子屏右下角跳出一行小字：“危险距离：0.3米，规避成功。”

他说得对，这是永恒的行走。我不能停，不能躲，必须像颗卫星绕着地球转，把所有面孔都收进眼底。母亲的葬礼过去半年后，我已经走过七个城市，电子屏上的数字突破了一百万。

在重庆的吊脚楼里，我遇见个穿蓝布衫的老婆婆，她坐在门槛上绣花，额头上的字是“陈兰，89岁，剩余寿命：3小时”。我买了她摊位上的荷包，指尖碰到她的手时，那行字变成了红色。

“小伙子，看你面生啊。”她笑起来，眼角的皱纹像水波纹，“是来旅游的？”

“算是吧。”我把荷包揣进兜里，布料糙得磨皮肤。

“我们这地方，留不住年轻人喽。”她抬头看天，鸽子群从屋顶掠过，“我孙子在上海，去年生了个娃娃，我还没见过呢。”

我喉咙发紧，没敢接话。三小时后，我在渡江的轮船上看见救护车开进吊脚楼群，警笛声被江风撕得粉碎。电子屏上的数字跳了一下，一百万零七十三。

那天晚上，我坐在甲板上，把那个荷包翻来覆去地看。针脚歪歪扭扭的，里面塞着艾草，味道有点冲。原来所谓的“见面”，不只是看见面孔，还要接过他们递来的温度，听见他们没说出口的遗憾。

契约生效第三年，我在漠河的雪地里差点冻死。零下四十度的风像刀子，刮得脸生疼。手机早就没电了，电子屏却在视网膜上亮得刺眼，“已见面：1,568,923人”。

一个养鹿人把我拖进木屋，壁炉里的火烧得正旺，他额头上的字是“鄂温克·巴图，41岁，剩余寿命：45年”。他递给我一碗热奶茶，奶皮结在表面，像层薄冰。

“你在找什么？”他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说，“这地方除了雪，什么都没有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