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84章 与秦法异？(第2页)

一位曾在旧大陆管理过地方的官员沉吟道。

“殿下之意，莫非是以明确的法律条文，来规范税收？”

“若能以法为准，一体征收，倒也能杜绝胥吏巧立名目，横征暴敛之弊。”

“至于逃税夺产，若能保证司法公正，审慎定夺，倒也未必是恶政。”

朱高煦微微颔首，对这位官员的理解表示赞许。

“不错。”

“宪章既规定了纳税之义务，亦会明确保障合法之权利。”

“凡我大秦子民，其通过正当手段获取之私有财产，神圣不可侵犯！”

“无论是田产、商铺、货物、金银，只要来源合法，官府不得随意侵占，不得无故征用。”

“即便国家因军政要务，确需征用民产，亦需依照法定程序，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。”

“此为权利！”

“以法护民产，方能使民心安定，百业兴旺。”

“有恒产者有恒心。若民不知其产何时会被夺走，又岂能安心生产，创造财富？”

这番关于“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”的论述，更是让在场的许多人感到新奇和震撼。

在传统的华夏观念中，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”，皇帝对天下的一切都拥有最终的所有权。

虽然历朝历代也承认私有财产，但官府，尤其是皇权，对私人财产的予取予夺，往往缺乏明确的法律约束。

朱高煦提出的这一条，无疑是对传统观念的一次巨大冲击。

保守派的儒生们眉头紧锁，觉得这简直是离经叛道。

“民之所产，皆赖君王社稷之庇佑，何来‘神圣不可侵犯’之说？”

“若遇天灾，国家急需，征用些许民财以济万民，难道还要讲什么补偿？”

开明派则眼前一亮。

他们敏锐地意识到，如果真能做到“以法护民产”，那对于抑制官吏腐败，激发民间活力，将会有难以估量的好处。

一位多与商贾接触的来自大明南方的儒生，与商贾多有接触的官员出声道。

“殿下此言，若能落实，必能极大提振商贾之心。”

“商贾逐利，最怕官府盘剥，朝令夕改。若有法律明确保其财产，他们才敢放手经营，货通天下。”

眼见众人对“征税权与财产权”的讨论陷入了具体的利弊权衡，朱高煦适时地将话题拉回到了宪法与秦法的区别上。

“方才有言，此法类于暴秦‘苛律夺民’。”

“此言差矣。”

他断然驳斥。

“秦法之弊，在于其以严刑峻法驭民，动辄连坐，民不堪其苦。”

“其权责，全向君主一人倾斜，万民不过是君主实现其野心之工具，如刍狗般可以随意牺牲。”

“此乃暴政，非孤所取。”

朱高煦的声音变得铿锵有力。

“孤今日所倡之宪章，其根本在于‘新’！”

“新法并非苛责于民，而是要建立一个清晰、稳定、可预期的法律框架。”

“此宪章，首先是规范国体，明确君、臣、民各自的权利与义务，使得国家机器的运转，有章可循，有法可依。”

“在此宪章之下，方会制定诸如税法、商法、民法、刑法等具体法律，以处理具体事务。”

“其立法精神，并非以严苛为目的，而是以公平为基石，以秩序为保障，以发展为目标。”

“这与秦法那种单纯依靠高压统治，将一切权力集中于君主，视民如草芥的框架，有着本质的不同！”

朱高煦的这番话，条理清晰，逻辑严密。

他巧妙地将“新法”与“秦法”区分开来，强调了宪章的制度构建功能，而非单纯的刑罚工具。

这让一些原本心存疑虑的儒生，也开始重新审视这个问题。

他们意识到，殿下所说的“法”，似乎与他们认知中的“法”有所不同。

它更像是一种规则，一种契约，一种构建国家大厦的蓝图。

议事堂内的气氛，从最初的震惊、质疑，逐渐转向了深思和激烈的辩论。

朱高煦看着眼前这一切，心中了然。

思想的碰撞，是变革的开始。

他要做的，就是引导这场碰撞，走向他所期望的方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