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百：和平与我·其二(第3页)

仓库的屋顶塌了一半，我们带着工具爬上脚手架时，一个梳着发髻的老奶奶端来热茶，用生硬的日语说：“佐藤君，慢点干活，别摔着。”她的丈夫是当年被强征到日本的中国劳工，后来死在了矿难里，她却没走，守着丈夫的骨灰，在小镇开了家杂货铺，卖给日本人，也卖给中国人。

“我不恨现在的日本人，”她给我们递毛巾时说，“恨有什么用？能把他恨回来吗？还不如多做点事，让活着的人好好过。”

那天傍晚，我坐在仓库的屋檐下，看着夕阳把海面染成金红色。远处的码头上，中国的渔船和日本的渔船并排泊着，渔民们互相递着烟，笑着比划着什么。海风带着咸腥味吹过来，我摸了摸头上的黑色头盔，“中和派”三个字被夕阳照得发亮。

突然就想通了。爷爷恨的是侵略者，不是所有日本人；王大爷记得的那个逃兵，用半个窝头证明了人性的复杂；山崎奶奶的丈夫救过人，田中的父亲救过人，现在的田中、山崎奶奶、咖啡馆里的中国男生、仓库边的老奶奶，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，给历史的伤口上药。

我以前总觉得，非黑即白，非好即坏，可这世界分明是片灰色的海，里面游着各种各样的鱼。就像这片海，既倒映过硝烟，也倒映过朝阳；既淹死过仇恨，也养活过希望。

离开北海道那天，社区的人来送我们。那个白发老奶奶塞给我一包海苔，说：“带回去给你孩子尝尝，中国的海，也产这么好的海苔。”我接过海苔，突然想起口袋里还揣着小明的信，那孩子说要当翻译，要去日本看看。

汽车驶过跨海大桥时，我摘下了头盔，任由风灌进衣领。后视镜里，北海道的雪山越来越远，像卧在天边的银色巨兽。我摸了摸胸口，那里好像有什么东西碎了，又好像有什么东西长了出来。

“健司，在想什么？”田中递给我一瓶水。

我拧开瓶盖，喝了一大口，水顺着嘴角流进脖子里，凉丝丝的，像卸下了千斤重担。“没什么，”我看着他笑了，“在想，明年春天，该带些什么礼物去看小明。”

车窗外，一群海鸥跟着汽车飞，翅膀在阳光下闪着白亮的光。我知道，有些改变已经在心里扎了根，就像爷爷坟头的野草，春风一吹，就漫山遍野地长。而我，不管是原来的我，还是现在的佐藤健司，终于明白，和平从来不是一句口号，是你递过去的一块方糖，是他接过的一杯热茶，是每个普通人心里那点不想再让战争发生的，小小的，却很执拗的念想。

头盔被我放在了座位旁边，黑色的塑料壳上，“中和派”三个字在颠簸中轻轻晃动，像在点头，又像在应和着远处的海浪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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