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百零六：军衣滚烫 (第3页)

我在门口站了很久，直到保安过来问我是不是家属。旁边的公告栏里贴着义诊的通知，下面压着张泛黄的照片，是去年牺牲战士的集体遗像，第一排正中间那个浓眉大眼的年轻人，和军帽上合影里的赵建国长得一模一样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天阴了下来。风卷着树叶的影子在地上跑，远处传来闷雷的声音。我忽然想起他耳朵上的冻疮，想起他腿上的旧伤，想起他说在雪崩里埋了半个小时——那时候他大概也穿着这身军装，在零下四十度的雪地里，等着战友来救他。

四点多的时候，下起了太阳雨。阳光从云层的缝隙里钻出来，在雨幕上织出道彩虹。我看见他从住院部走出来，军帽摘下来握在手里，帽檐上的合影被塑料膜包得严严实实。帆布包空了，瘪下去的地方沾着片雪莲的花瓣。

他走过我身边的时候，脚步轻快了些，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。“他看见军装了，”他说，声音里带着点释然，“我把雪莲放在他床头了，以前他总说那玩意儿能治关节炎。”

雨停了，空气里飘着泥土的腥气。他抬头看了看天，忽然笑了：“昆仑山的雨，落地就成雪。”

我们一起走过天桥，卖冰棍的老太太已经收摊了，只剩下个空箱子摆在路边。他忽然停下脚步，从口袋里摸出颗水果糖递给我：“给，路上捡的。”

糖纸是透明的，能看见里面橘色的糖块。我捏在手里，有点黏，大概是被他的汗浸的。“您这是要回去了？”

“嗯，”他望着远处的公交站牌，“赶最后一班去火车站的车。”

5路公交车“哐当哐当”开过来的时候，他忽然转身，把军帽往我手里一塞：“这个，帮我带给建国。”

我愣住了，手里的军帽还带着他的体温，帽檐的合影被摩挲得发亮。“您不自己……”

“我要去趟边境，”他笑了笑，露出两排被冻得有些发黑的牙，“那边还有新同志，得让他们看看，这军装怎么穿才像样。”

公交车门关上的瞬间，我看见他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，正对着窗外整理衣领。绿色的身影在拥挤的车厢里，像片不肯凋零的叶子。车开走的时候，他朝我挥了挥手，手腕上露出道狰狞的疤痕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咬过。

后来我去了趟赵建国的墓地。管理员说常有个穿军装的人来，带着雪莲和青稞酒，坐在墓碑前说一下午话，临走前总会把军帽放在碑上。我把那顶军帽轻轻放在墓碑前，照片里的年轻人笑得依旧灿烂，背景里的雪山还是那么白。

回去的路上，经过那家小饭馆，电视里正在播边防战士巡逻的新闻。画面里的战士穿着和他一样的军绿色军装，在齐腰深的雪地里艰难前行，军帽上的红星在阳光下闪着光。

我忽然想起那个七月的午后，他湿透的军装，他耳朵上的冻疮，他说昆仑山的雨落地成雪。原来有些颜色，从来都不怕岁月磨洗，就像有些温度，永远比夏天更滚烫。

现在每次路过三〇一医院，我总会多看两眼住院部的走廊。有时候阳光好，会看见穿军装的人从里面走出来，背影挺拔，像棵站在风里的白杨树。我知道那不是他，却总会想起他说的话——这军装怎么穿才像样。

大概就是，无论三伏酷暑，还是数九寒冬，都把那抹绿色穿在心里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