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百十九：永别之约(第3页)

只有新生儿的“空白”越来越清晰，像张巨大的网，罩在世界的褶皱里。我开始害怕走进春天，因为到处都是发芽的树，开花的草，像无数个正在舒展的小拳头。

契约生效第十年，我在哈尔滨的中央大街遇见了初中同学。她推着婴儿车，羽绒服拉链拉到顶，只露出眼睛，额头上的字是“林晓，36岁，剩余寿命：51年”。

“周明？”她愣了一下，眼睛瞪得很大，“真的是你？我们都以为你死了！”

婴儿车里的孩子醒了，咿咿呀呀地抓着玩具，看起来刚满周岁。我往后退了一步，后背撞在路灯杆上，金属的凉意透过衣服渗进来。

“你这些年去哪了？”她伸手想拉我，又突然停下，“同学群里说你妈走了之后，你就失踪了……”

“我在旅行。”我盯着她的额头，不敢看婴儿车，“一直都在外面。”

“旅行？”她笑起来，眼角有了细纹，“你可真能折腾。对了，这是我儿子，叫安安，刚满一岁。”

我听见婴儿车发出“咔哒”一声，大概是孩子在翻身。心脏突然抽痛，像被什么东西攥住了。我知道安安不算“新生儿”，契约允许我见他，可我还是不敢抬头。

“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”我转身就走，脚步快得像在逃。

“周明！”她在身后喊，“你到底在躲什么啊？”

我没回头。雪落在脸上，化了，凉得像眼泪。躲什么？我在躲那些正在展开的人生，躲那些还没来得及被遗憾染脏的眼睛，躲那个本该在母亲葬礼后出生的侄子——我弟弟去年生了个儿子，视频里看起来像只粉色的小猫。

契约生效第十五年，电子屏上的数字突破了两千万。我开始频繁地咳嗽，痰里带着血丝。在昆明的医院做检查时，医生看着片子皱眉头，额头上的字是“张涛，45岁，剩余寿命：23年”。

“你这肺，像是吸了十年的工业废气。”他推了推眼镜，“还有严重的营养不良，贫血，心率不齐……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我在走路。”我说，看着他胸前的铭牌，不敢看走廊里推过的婴儿车，“一直在走。”

他叹了口气，开了堆药：“必须住院，你现在的身体随时可能垮掉。”

我拿着药方走出诊室，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。穿粉色护士服的女孩推着治疗车走过，上面放着针管和药瓶，她额头上的字是“李娜，24岁，剩余寿命：67年”。

“先生，需要帮忙吗？”她停下来，眼睛很亮，像刚洗过的玻璃。

“不用。”我往楼梯口走，脚步有点晃。

路过妇产科病房时，突然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一个男人抱着襁褓冲出来，后面跟着护士，喊着“孩子黄疸还没退”。我侧身躲进消防通道，后背贴在冰冷的铁门，听见那个男人的声音在发抖：“我老婆还在里面，我得先带孩子去照蓝光……”

襁褓里的婴儿突然哭起来，声音细得像根线，钻进门缝，缠在我的耳膜上。我顺着门板滑坐在地上，咳嗽声停不下来，血腥味在嘴里散开。

原来“避开”不是远离，是无时无刻的警觉，是把神经绷成弓弦，二十年如一日。

契约生效第二十年，我在成都的宽窄巷子遇见了那个养鹿人。他老了很多，背驼得像座桥，额头上的字变成了红色：“鄂温克·巴图，61岁，剩余寿命：1小时”。

“小伙子，你还在走啊。”他笑起来，露出掉了一半的牙，“我孙子来看我了，刚会走路，像只小麋鹿。”

我往他身后看，一个女人牵着个穿虎头鞋的小孩，大概一岁多，正摇摇晃晃地追蝴蝶。阳光照在孩子的头发上，金闪闪的。

“你看，他跑起来多快。”巴图拍我的肩膀，力气大得惊人，“我们鄂温克人说，孩子是风变的，抓不住，留不住。”

我突然想起漠河雪地里的那个摇篮架，红布条在风里飘得像团火。原来我不是在避开新生儿，是在避开那些“抓不住”的东西，那些会在未来变成遗憾的“开始”。

那天晚上，我开始咳血。鲜红的血滴在青石板上，像朵突然绽开的花。电子屏上的数字还在跳，两千八百万，两千八百万零一。

我知道自己快不行了。身体像台磨损严重的机器，每个零件都在发出抗议。可契约还没完成，世界上还有几十亿张面孔等着我去见。

魔鬼的声音又响起来，这次带着点笑意：“想放弃？你还有机会修改契约，只要见一个新生儿，就能结束这一切。”

“滚。”我咳着血，扶着墙站起来，“我不会改。”

我没有躲。

我走上前，轻轻碰了碰那孩子的手。她的手指蜷起来，抓住我的指尖，软软的，暖暖的。

“契约失效。”魔鬼的声音在梦里响起，却没了之前的冰冷，“二十四小时后，你会腐烂成泥。”

我笑了，眼泪落在孩子的脸上。原来所谓的“永不失去”，不是抓住所有正在消失的，而是承认有些开始，注定要和你擦肩而过。

第二天清晨，我躺在镇口的老槐树下，看着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落在脸上。电子屏消失了，额头上的字也不见了，世界干净得像张白纸。

远处传来婴儿的哭声，很响亮，像道穿透云层的光。我闭上眼睛，最后想起的，是母亲抱着襁褓里的我，坐在医院的长椅上，阳光落在她的睫毛上，绒毛都看得清清楚楚。

这次，我没有躲开。